編者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描繪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偉藍圖。領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江蘇,在新一輪改革中該怎樣作為,創出特色?為切實將《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落到實處,省委宣傳部在《決定》出台後立即設立省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研究”,多位省內知名專家學者圍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五大建設深入研究,形成了5篇專題研究報告。6月20日起,本報《思想》版陸續刊出相關研究成果。《財稅體制: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環境治理模式: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文化產業深化改革的切入點與行動邏輯》《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路徑創新》《激勵機制再造:政府治理改革的著力點》,這些報告,力求為全面深化改革找到具體的切入點和現實的突破口,對全面深化改革發出了江蘇學者的聲音。日前,本報記者回訪5位報告作者,請他們進一步分析解讀報告的主題背景、梳理提煉報告的核心觀點,並採訪了相關專家和部門領導,從理論和實踐不同層面對報告進行評點,以期引發全省上下對深化改革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思考。
  把財稅體制改革作為突破口
  作者回訪(劉志彪,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南京財經大學校長):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60個方面共336條具體的改革任務,這些任務中,哪個是突破口?在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王燕文的動議下,我們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研究”課題組,並作為特事特辦列入當年省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在今年拿出研究報告。
  新一輪改革的核心是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我認為這裡面一種是一般意義上的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一種是中國體制背景下中央與地方即政府內部的經濟關係。只有把解決中央與地方的經濟關係,尤其是以財稅關係為核心的經濟利益關係作為推進治理體系改革的樞紐環節和優先選擇,才能理清改革的內在邏輯。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增長失速、結構失衡、貨幣失序、債務失當、產能失度、房價失控等問題,都與現行的財稅體制弊端有關,因此有必要把財稅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關鍵環節,認真加以解決。
  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這輪改革以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為目標,通過預算、稅收、財政體制三大領域改革,對財稅體制進行支撐全局、著眼長遠的系統性重構,將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夯實制度基礎。
  專家點評(洪銀興,經濟學家、南京大學教授):在《財稅體制: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一文中,劉志彪教授提出,要理解中國經濟奇跡和運行機理,理清改革的內在邏輯,必須把財政體制改革作為突破口和關鍵環節,體現了對國情的深入瞭解,具有較強的思想性、針對性和指導性。財稅體制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內容觸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方方面面,涉及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和地方等多維度關係,無論是預算改革涉及的整合專項轉移支付,還是稅改聚焦的地方稅體系建設,以及地方最盼望的明確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都是改革的“硬骨頭”。既要加強頂層規劃,也要激發地方原動力,調動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盡可能尋求最大公約數,形成攻堅合力。江蘇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在新一輪改革進程中,要不斷增強改革攻堅的責任感緊迫感,著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取得更大突破,形成江蘇特色的改革品牌。
  記者感言:知之深,行之切。只有認識深刻,思路清楚,改革的行動邏輯才能清晰穩健。“到2016年要基本完成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新一輪財稅改革的時間表、路線圖已經明確,江蘇要搶抓財稅體制改革的“時間窗口”,積極作為。
  環境治理重心從末端移到源頭
  作者回訪(畢軍,南京大學環境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環境治理的最根本問題是制度設計上存在缺失。由於缺乏良好的環境治理模式,中國環境保護面臨“入不敷出”。環境保護要成為黨和政府工作的“核心內容”,環境治理模式亟需改革:首先,以GDP為主導的考評機制和環境管理體制抑制了環保部門作用的發揮。政績觀沒有根本改變,難以提高領導幹部保護環境的積極性。環保局長由市長任命,往往經常處於兩難的境地。第二,現有的財稅收支體系約束了地方政府的環境保護行動。現在的分稅制給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造成了不匹配。為了增加地方財政資金,環保往往讓步於收益高但可能存在環境風險的投資項目。第三,沒有形成責權清晰的多主體參與的環境管理機制。現階段各方在環境保護的責任、權利和義務沒有明確規定,導致各部門職能交叉、缺位、錯位。
  推進環境保護轉型,要規範政府行為模式,將環境管理的動態目標作為重大決策行為的約束性目標,實現環境保護規劃與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城市總體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的有機融合;全面改革環境管理體制,環保部門的職責轉變為監管而不是治理。此外,還要構建多元化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形成多利益群體合理、理性、科學、全過程的參與機制。
  業界回聲:(蔣巍,省環保廳副廳長)目前環境保護中的末端治理確實已出現極限效應,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日益嚴峻的環境資源瓶頸,因此畢軍教授提出改變環境治理模式具有現實意義。《環境治理模式: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中提出的三個突破口,恰恰是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中的薄弱環節與關鍵領域,只有從制度層面改變“根”上的問題,才能實現環境保護的“綜合良治”。文章對環保部門職能的定位雖然沒有展開細述,但是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誰利用了環境資源誰就應當承擔保護治理的責任,環保部門應當是守夜人的角色。
  記者感言:從過去“盼溫飽”到現在“盼環保”,從過去“求生存”到現在“求生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發展的重心。直面問題是專家的膽識與勇氣,監管得力是環保部門的責任擔當,但最終,必須落腳在良性的制度安排。只有發揮好環境治理體制機制的系統性、耦合性,久久為功,我們才能積小勝為大勝,打贏這場保護藍天碧水的硬仗。
  擦亮“蘇派文化”這張名片
  作者回訪(張鴻雁,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無論是構建現代化國家的核心價值體系,還是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轉型,實現創新發展,或是在世界文化產業格局中形成“中國文化話語權”,如何實現文化強國都是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課題之一,而文化產業無疑是文化強國的重要載體。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塑造“中國夢·蘇派文化”的國家級文化名片,不僅是江蘇文化產業發展的重中之重,而且是江蘇實現“兩個率先”的強大動力引擎。
  江蘇發展壯大文化產業,首先,要構建新型市場體系,讓市場成為文化產業的第一驅動力。這就要深化體制改革,減少行政命令等手段對文化產業的干涉,學會利用市場規則和法治手段發展文化,由“管文化”、“辦文化”變為“服務文化”。其次,在發展龍頭骨幹文化企業的同時,還應該扶持小微企業,形成龐大而活躍的小微文化企業集群,培育文化企業成長的土壤。再次,培育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鼓勵民營、外資等多元資本投入文化產業,引導地產、互聯網、基金等公司跨行業進入文化產業,通過上市發債、股權投資、信托信貸等現代金融手段實現快速融資擴張。
  業界回聲(周斌,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文化產業深化改革的切入點與行動邏輯》揭示了文化產業的價值、改革切入點、突破點以及行動方向,凸現了文化產業借助創意、科技和金融力量,促進社會與經濟急速轉型的巨大作用。在轉型中的鳳凰集團,正是基於上述認識加快改革,果斷轉型,下轉3版
  上接1版形成了傳統出版、數字出版、影視、游戲、文化Mall、大數據、文化地產、教育培訓等產業板塊,一直居於全國同行前列,成為文化領域跨行業、跨國界、跨所有制的戰略投資者和文化強省建設的骨幹龍頭企業。記者感言:按照“十二五”規劃,2015年,我省文化產業的年總收入要超過1萬億元,增加值占GDP比重超過6%,成為我省支柱產業。這種增長,不僅是量的增長,更是質的提升。文化產業理應成為江蘇轉型發展、創新發展的新的增長極,成為“走出去”展示中國形象的排頭兵。轉職能,調結構,激發文化創造活力,推動文化發展繁榮,在全國發揮示範效應,江蘇有底氣,也責無旁貸。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革路徑
  作者回訪(周曉虹,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十八屆三中全會用“社會治理”代替了過去的“社會管理”,一字之差,不僅為社會治理體制改革創新指明瞭方向,也從根本上對政府與社會關係有了新的確認,建設和諧社會,必須處理好政府、市場和社會的三重關係。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現在已逐步明晰,而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尚未獲得明確界定。我認為,政府必須從“全能型政府”的模式中退出,明確該管與不該管的界限,賦予社會組織以處理社會事務的職能;同時大力培育社會組織,通過設立公益創投基金、政府外包與購買服務等方式,讓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逐漸占據主體地位。
  眼下應抓住事業單位改革的絕佳時機,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社會治理體制創新,政府轉變觀念至關重要,只有政府徹底轉變思路,社會組織才能真正發揮基礎性作用。當然,這一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須“今天就出發”,先從百姓反映問題最多、政府管理最為棘手、社會矛盾最為複雜的領域,諸如信訪制度、基層社會自治等嘗試探索。
  業界回聲(侯學元,省民政廳廳長):周曉虹教授的《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路徑創新》一文,對政府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剖析闡述,有深度、有新意,給人以啟迪和思索。近年來,江蘇在社會治理領域不斷摸索改革,基層也有很多創新做法,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開始起步,一些社會組織已經在社會治理中發揮作用。但對照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的要求,尤其是從理順政府與社會關係的角度去考量,改革還需要加大力度,特別是要完善政府向社會組織轉移職能和購買服務機制,增強社會組織自身“造血”功能和活力,形成政府和社會組織既相互獨立又合作共贏的局面。
  記者感言:回訪周曉虹教授時,他說每年南京市有300多名社工專業的畢業生,因找不到專業對口的工作而轉行。如果這些青年人借改革春風,創辦些社會組織機構,又將是何種局面呢?面對日益多元的社會訴求,政府不放開該放的,管起該管的,勢必陷入吃力不討好的境地。社會治理的改革與創新,當從釐清放與管的邊界開始。
  政府治理需要激勵機制再造
  作者回訪(張鳳陽,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與其它改革不同的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政府本身是改革者,同時又是被改革者,這就必須解決一個改革動力機制從哪裡來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能夠保持高速經濟增長,與作為激勵機制的“政績錦標賽”不無關係。客觀地看,“政績錦標賽”如果完全以GDP為導向,當然會催生各種問題。不過,若能優化“政績錦標賽”的內容和賽制,讓競賽的內容更加科學化,則有利於政府職能的轉型。
  從改革的有效性和漸進性角度看,政府治理改革不妨從修正既定的錦標賽模式入手,在弱化GDP指標權重的基礎上,增設環保、市場監管等一票否決事項。同時,按照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原則,通過建立健全事權和財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緩解地方政府的政績錦標賽壓力,提升其推動改革的積極性。如果能夠推進陽光政府建設,把公眾對政府施政滿意度納入官員的政績考核過程,最終讓錦標賽模式讓位於一種現代型和規劃化的政府治理,就能解決政府“自己改自己”的動力何來的問題。
  專家點評(王慶五,省社科院院長):政府治理改革是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非常重要的環節。張鳳陽教授的《激勵機制再造:政府治理改革的著力點》一文,就如何進行政府治理改革,深刻地論述了把改革激勵機製作為著力點的命題。文章歷史地辯證地看待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治理形成的所謂“政績錦標賽”機制,提出了政府治理在今天的著力點就是要“把政府激勵搞對”;透徹地分析了“政績錦標賽”在當前對政府轉變職能客觀上存在的三重阻礙,即政府縱向不同層級的“職責同構”、橫向上的部門利益分割以及政府在前臺和幕後的作用混淆。
  記者感言: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政府應該在競爭性領域“退位”,在民生保障領域“進位”,在社會治理領域“正位”,在環保領域“補位”,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放棄應該交給市場和社會該管的事。
  本報記者杭春燕劉慶傳
  耿聯王宏偉  (原標題:聚焦聚神聚力全面深化改革奮力打造江蘇特色改革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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